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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十四五”开局之年出版界代表在两会上的履职发声；中国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出版业十件大事；“同行评议制度的建立是破四唯的关键”评论文章。

（一）两会声音

1、吴尚之：高素质出版人才是文化强国之基

建设文化强国，繁荣出版事业，关键靠人才。人才是文化强国之基，也是出版发展之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在《关于加强出版人才培养的提案》中强调，推动出版业繁荣兴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培养拥有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善于守正创新的人才队伍。

新媒体与复合型人才稀缺，出版教育发展受限

记者：您今年为何关注出版人才培养话题？目前出版人才现状如何？制约出版人才培养的因素有哪些？

吴尚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出版业是高素质人才聚集的行业，更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理应担当重要使命，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我国出版人才培养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从业人数来看，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10月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新闻出版业从业人数为362.4万人，较2018年降低7.2%。

从人才素质来看，有出版单位反映，目前编辑出版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新媒体人才和具备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懂出版、懂技术的专业复合型人才稀缺。

在人才培养方面，据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全国高校出版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2016—2020年，出版专业本科招生总人数呈递减趋势，2020年招生人数相比4年前减少了四分之一。

此外，出版专业师资队伍规模普遍较小，52%的高校出版领域专职教师人数主要集中在10人以内，能达到20人以上的仅有17%。高校出版专业师资规模小、学校支持不足、发展环境不佳、招生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版教育的发展。

建立多远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出版学学科建设

记者：针对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加以解决？

吴尚之：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引领下，出版业要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驱动，不断适应出版融合发展、读者阅读需求的新变化，进行内容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此我建议：

一是加强出版业人才培养规划。要把出版人才教育培养，纳入“十四五”规划之中，增强在出版人才教育培养方面的师资和经费投入。同时，要建立多元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专业和领域限制，政、产、学、研紧密结合，建设更多培养出版人才的平台。

二是加快出版学科建设。我国出版业目前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本、硕、博出版教育培养体系，独立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将有助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出版业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培养出更适应出版工作需要的人才。加快出版学学科建设，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培养更多出版人才，已经成为学界、业界共识。

三是加强新媒体人才的培养。要把新媒体人才培养纳入出版教育体系和出版培训体系。同时，要抓住新职业发展机遇。202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6个新职业，全媒体运营师位列其中。7月发布的新职业中，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互联网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这些新职业都与出版业融合发展息息相关。要抓住“新职业”带来的新机遇，完善出版业人才体系建设。

四是创新体制机制。解决日益凸显的人才问题，出版单位要进一步创新用人体制和激励机制，改善薪酬待遇，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在减少人才流失的同时，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出版行业，在培养人、用好人、留住人上下功夫。

来源：

章红雨 尹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四位委员提案建议：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

2021年全国两会大幕拉开。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联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带来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提案》。

几位委员提出，新闻出版工作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非常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建设出版强国，完成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新闻出版工作的新职责新任务，需要有行业高端智库的支撑。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研究机构不少，行业智库建设现状如何？

几位委员在提案中提出，2015年、202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先后遴选了两批共29家国家高端试点智库，新闻出版领域没有智库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印发《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但由于机构改革，新闻出版领域高端智库建设的任务也未落实。

结合调查研究情况，几位委员认为，虽然新闻出版领域研究机构众多，具备一定规模的就有40余家，但存在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各异，交叉重叠突出，研究力量分散等问题。此外，由于多种原因，新闻出版研究机构体制机制不活的情况普遍存在。因为没有纳入高端智库试点，未能享受到赋予智库试点的特殊政策，新闻出版研究机构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

为此，他们从三方面对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提出建议。

一是加强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顶层设计。从国家总体需要出发，高端智库主管部门加强对新闻出版研究机构的顶层设计，按照研究机构的特点，分别施策，引导其面向党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全局性、方向性、前沿性重大实践、现实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出咨询建议，发挥新闻出版智库在国家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是尽快遴选几家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纳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国家对高端智库试点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有力地激发了智库的活力和创新力。遴选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研究机构纳入高端智库试点，有利于破解难题，有利于培养一批能力卓越、勇于探索的新闻出版行业科研领军人才，做到“出成果”与“出人才”并举，以更好地服务出版强国建设。

三是完善对新闻出版智库的管理。按照《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不断完善智库管理。智库是一种创新型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事业单位，对智库的管理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事业单位，对于智库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对智库的管理应给予更大的弹性。

来源：

尹琨 孙海悦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3、两会代表委员谈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事关学术话语权

做过科学研究的人都清楚：一篇只有十几页的论文，背后的各种实验数据可能会有成百上千页。这些隐含了科研工作者大量心血的数据，最后的归宿往往都是在科研人员的个人电脑中“沉睡”。

如果把这些数据开放共享，不仅可以提高科研效率，而且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将“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作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任务之一。

“但科研数据往往都成为生产者的‘私产’，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数据共享仍是一块难以融化的‘坚冰’。”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数据》主编郭华东对科技日报记者坦言。

没有自己的平台就只能依托别人

17世纪第一批科学期刊创建以来，逐渐形成了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与开放交流机制。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媒介及传播技术，以期刊论文为典型代表的研究成果在发表时，作为研究结果证据的数据不得不被精简和极度省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把翔实的科学数据公开的技术条件。如今，科学数据走出“深闺”，成为科学研究的亮点和法宝，推动产生新的科学发现成为可能。

对于科学数据公开共享的作用，郭华东解释道，一方面，作为研究成果的证据，数据是重复科学试验、确保研究成果真实可靠的检验基础；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正在从模型驱动向数据驱动模式进行转化，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发现以数据为基础。同样的数据，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或不同的挖掘工具与分析手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因此，科学界和出版界日益认识到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作为科研论文的载体，科技期刊为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同行交流的平台，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

“这些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科技期刊进步非常明显，不少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很快，说明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但与西方的一些著名杂志相比，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还是有差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蔡荣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蔡荣根表示，学术期刊不仅仅是学术成果的交流平台，实际上事关我国的学术话语权，我们必须做强自己的科技期刊。

郭华东也认为，我国科技期刊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这些年国家大力支持科技期刊发展，但我国的科技期刊与国际科技期刊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郭华东说，全球知名的期刊数据库被世界几大出版集团垄断，我国也缺乏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期刊数据库。

“目前，期刊论文和科研数据的高端交流平台，都是西方人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我国没有自己的高端平台，那就只能依托别人，这就会形成一种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优秀论文和数据都会投到国外的平台。”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数据》常务副主编黎建辉强调。

平台建设是一项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

因此，“我国提出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建成后，能够为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信息化基础环境，进而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郭华东说。

他强调，除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公信力以保障科学的自我修正能力之外，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还能为更多的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基础材料，扩展科学研究的范围，扩张科学研究的视角，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以及使它们可以为科研以外的生产活动开发利用，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我们自主研发的科学数据银行，就是一个论文关联数据存储平台。”黎建辉举例说，这个平台能够为论文关联数据的汇聚、管理、开放、共享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为落实科研诚信、培育共享文化、加快数据流转和促进国际合作提供平台和服务保障。

2020年，科学数据银行被施普林格·自然列为推荐的通用型数据存储库。截至目前，该推荐单元仅有7家存储库，科学数据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

“有了自己的平台以后，我们的论文支撑数据就可以存放到自己的平台，为我国科学家服务，甚至为全球科学家服务；同时，只有有了平台，中国的科学家才可以参与国际上类似平台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才能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郭华东说。

蔡荣根表示，总体上说，我国科技期刊的水平还赶不上科学研究的水平。国家重视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建设，是办好科技期刊的第一步，同时也要在经费上给予足够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还要鼓励科研人员把优秀论文投给国内科技期刊，特别是一些大科学工程和重大科学项目产出的重要科技成果。

郭华东认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建设，是一项战略性和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国家长期持久支持。同时，平台也需要通过长期持续的数据积累才能展现出其内在的应用价值。

来源：

科技日报，原题为《事关学术话语权 这个平台必须建》

（二）中国出版协会发布2020年度出版业十件大事

1月19日，中国出版协会2020中国出版年会发布2020年度中国出版业十件大事，这些大事既有总书记回信、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全民阅读“七入”政府工作报告、著作权法修订，也有主旋律、抗疫、脱贫攻坚等主题图书出版，还有图书纸电同步发行典型。具体如下：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强烈，频掀学习热潮。6月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图书和《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等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历程的采访实录相继出版，频掀学习热潮，为读者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

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出版人自觉将行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国家文化建设大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让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提速增效的快车道，广大出版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表示要以扎实的出版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3.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激励出版人为精品出版而奋斗。11 月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回信，对教材编研出版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总书记的回信为进一步做好教材出版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出版界认真学习贯彻，表示将以回信精神作为行动指南，不断推出精品教材。

4.大批抗疫图书和数字内容危难之中推送支持国内外抗疫阅读，科学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考验，出版界执笔出征，短短3天内就出版了第一本抗疫图书，让人民群众第一时间看到准确、权威的防护读物。全国各出版单位2020年推出千余种抗疫出版物、开放数十万种免费线上资源，倡导阅读战疫，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同时，中国出版界向海外输出抗疫图书版权，助力全球抗疫，赢得良好国际声誉。

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一批精品力作记录伟大壮举。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习近平扶贫故事》、“中国脱贫攻坚报告”丛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俗读本》、“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系列丛书、《十村记：精准扶贫路》《百年小康圆梦时》等大批相关出版精品推出，出版界精心编辑，用心用情记录这一伟大壮举。

6.“七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宣部提出新目标新任务，全民阅读工作注入新动能。5月，“全民阅读”被第七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0 月，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5 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业界认为，站在新高度的新谋划为新时代全民阅读工作开展提供了新动能，有助于推进全民阅读均衡化发展和向基层延伸。

7.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完成，出版业版权保护法网“织密”。11 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将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这为出版市场主体更好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版权保护，维护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更好的法治保障，为出版业创新、创造、创作提供了良好法治环境。

8.BIBF 云书展、新版《辞海》《新华字典》纸网同步发行、图书直播营销热等推动出版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速。9月26日，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首次移师线上举办“云书展”；《辞海》（第七版）、《新华字典》（第12版）8月首发，不但首次实现网络版和纸质版同步发行，还可提供防伪查询、物流追溯、资源链接等增值服务。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出版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速，在线出版、直播营销、网络课程等“云服务”扮演重要角色，推动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9.图书出版增速名列前茅，集团旗舰作用进一步凸显。2020年11月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5.6%，增速在新闻出版8个产业类别中名列前茅。图书结构调整走向深入，新版图书品种、总印数减少，重印图书品种、总印数继续增加，新版和重印单品种平均印数继续增加。8家出版传媒集团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均超过百亿，“三百亿”阵营增加2家，集团旗舰作用进一步凸显。

10.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持续提升，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举措提质推优。2020年2月发布的《2019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201.7亿元，市场规模与版权营收持续提升。国家新闻出版署在网络文学行业管理上扶持与规范并举，拟每年对10 部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扶持推广，推动多出精品；同时要求规范网络文学行业秩序，加强管理，坚持高质量发展。

来源：

http://www.pac.org.cn/yaowen/2021-01-20/1000000904.html

（三）同行评议制度的建立是“破四唯”的关键

2020年初，作为破除科研评价中四唯、五唯的细化文件之一，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并特别强调破立结合，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其中包括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引导评审专家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代替专业判断，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并倡导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规范评价评审工作，大力减少评估评审事项，评价指标和办法要充分听取意见，实行代表作评价，并遵循同行评价原则。

自此，自上世纪SCI以及衍生指标成为核心评价标准，在全国大行其道之后一直低调的“同行评价（议）”再次进入学术圈的C位，并与分类评价等一起成为破除唯论文、SCI至上等不良学术驱动，建立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规则。

自新的文件颁发以来，同行评议再次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甚至反对的理由都没有什么新意，那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现有学术生态下，同行评议可能会演变为学术权威、长官意志的“一言堂”，以及各种帮派的“人情关系网”。换言之，这个国际通用的学术评价模式一旦在中国施行，必然会陷入“生于国外则为橘，生于国内则为枳”的尴尬局面，这其实是对于同行评价简单模型化的巨大误解，也与我们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同行评议制度有关。

第一、没有同行评议制度很难实现科学评价。

国内的科研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从未离开过同行评议，只是没有明确的规则和严格的程序，即没形成制度。

业界曾经有一个笑话说，评价科研成果的水平能否让广大群众投票决定呢？实际上，不用说普罗大众（包括行政领导），即便是不同领域，甚至相同领域不同方向都很难对于该领域学术成果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同行评议会成为国际学术评价的通行规则，这是由科研评价的特殊性决定的。即便是在SCI的框架下，作为学术终端的大部分期刊仍然需要同行评议作为论文发表的尺子，直到目前为止，同行评议都是学术评价最坚实的基石之一，国内国外概莫能外。

第二、同行评议并非简单的“说你不行就不行”

同行评议主要是依靠专家群体对同一学科领域，采用同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本学科领域的某一研究成果进行各自独立的价值评议过程。但对于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在被评议对象涉及到利益相关人时，同行评议就变成了一个“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的简单行政化权力，成为走形式的借口。

同行评议是一套相对复杂的规则和程序，需要依据具体场景，设定相应的体系和制度，从而最大程度上摒弃人性中不利于公正评价的部分，真正发挥出同行评议的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房价一样，房价涨的时候没房的人会出来骂，房价跌的时候有房的人会出来骂，破除SCI后，在SCI评价体系下受损和受益人双方同样数量巨大，如果动辄被利益方的言论所绑架，而不能坚定不移的朝着正确的方向探索，那么很难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模式。

第三、同行评议关键在于尊重正当的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让渡于行政权力，是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较大的差异，也是国内同行评议容易产生乱象的根源之一。在关乎学术评价所产生的诸多利益当中，行政权力无所不在，既是裁判员又是管家，还掌握着经费划拨、职称提升、人事任命等命脉，真正的学术权力无法得到伸张，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评审专家在同行评议活动中不是站在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立场，而是依附于行政权力，听命于“长官”指示，并由此产生出了种种“龌龊”行径。

尊重学术权力不能理解成是同行票决制，关键是靠规则选取真正的同行并确保其行使正当学术权力。阿罗（Kenneth J.Arrow）在他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研究了投票选举方式，也就是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结果。他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顺序。因此，如何有效破解行政权力在学术圈层中产生的阻碍（注意不是简单地去行政化），让真正的同行说真话没有后顾之忧，真正可以从成果质量、学术潜力角度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估，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第四、真正的同行评议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为什么国内很多所谓的评审专家对自己不算熟悉的研究成果都敢写评语，或者不做任何学术准备就去评审会上下结论，甚至公然私下串联？这其实跟人情社会毫无关系，而是涉及到专家遴选、回避、追责、奖惩、监督、信息公开、申诉等在内的一系列规则制度落后或者缺失造成的，是权责利不够明确诱发的，国外不是没有人情，而是发达国家的学术评审规则和程序明确，一旦被发现造假或者乱评，不但名誉扫地，连教职（工作）都保不住，并将作为污点伴随其一生。

罗尔斯（JohnBordley Rawls）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说过，“社会正义取决于程序正义”，只有正当的程序得到尊重和执行，产生的结果才可能是正确的。相信随着各方主体职责的落实和各项制度的完备，国内同行评议制度的建立，才能使科技三评的科学、客观和公平、公正性会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才能做到“破四唯”，“破五唯”。

转自：

ScienceOpen公众号

来源 | 科技期刊项目服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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